Wednesday, May 10, 2023
復旦馬相伯：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堂堂泱泱中華，竟然成了仰列強鼻息以苟活的待宰羔羊，國家命運到了如此危急時刻，這自然讓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國家精英開始思考，到底以什麼樣的方式來拯救這個岌岌可危的國家。於是，軍事救國、實業救國、文化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等理念紛紛出爐，也迎來了大批實踐者。馬相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林則徐
馬相伯（1840-1939），耶穌會神學博士，教育家，復旦大學創始人。1840年4月18日，馬相伯出生在江蘇丹徒，5歲入私墊接受儒家經典教育，深厚的儒家傳統文化對其影響甚深。由於家庭成員信奉天主教，馬相伯又對宗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整個青年時代，馬相伯深受晚清舊學與西洋宗教神學的雙重影響，前者為其從事教育事業打下了堅實的經學基礎，後者則給了他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當親眼目睹了軟弱的清政府屢遭西方列強欺凌的不堪情狀，親歷了弱國無外交的尷尬卑屈之後，他逐步產生了「教育強國」的思想。但是，當時他的教育強國思想在昏庸的清政府執政者面前，不過是一個老年人的夢囈罷了。
馬相伯
政府的腐敗更加堅定了馬相伯以教育救國的決心。他毅然把祖上遺留的松江、青浦3000畝田地，以及全家積蓄下來的房產變賣，一共籌集到了50萬元，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立下「捐獻家產興學字據」。後來，他以此基金為基礎，創辦了震旦學院。生活於亂世之中的馬相伯，對於這次毀家興學的記憶是刻骨銘心的。這可以通過他在1937年，也就是他的生命即將走到終點之時，還深情地撰文回憶這次在世人看來癲狂的行為，窺見其內心對教育強國之夢的執著與忠誠：
慨自清廷外交失敗，國人不知公法，又不知製造，故創設震旦以救之。…以故曾將家產三千畝捐為震旦基本，又於建築時曾捐現洋四萬元。時地基價一畝約四百元。又英法兩租界地八處，當時價值十餘萬。
復旦大學
這就是著名的震旦學院的由來。「震旦」本是梵文里對古代中國的稱呼，含有「東方旦明」之意。馬相伯取此校名實為以教育拯救中華之寓意，這對於當時已經進入花甲之年的馬相伯而言，可謂是用心良苦。
1902年11月的一天，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文科教習郭鎮瀛因五班教室內的一隻空墨水瓶，遷怒於學生。後幾經波折，校方竟宣布開除五班全體學生。此事引起軒然大波，200餘名學生和總教習蔡元培憤然離校，這便是轟動一時的「墨水瓶事件」。該事件與日後馬相伯創辦震旦學院，實現「啟發民智，教育救國」的理想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從南洋公學退學的大部分學生在中國教育會的幫助下組成了愛國學社，另有20多名學生在蔡元培的引薦下向馬相伯求助。
民國學生
是時，適逢馬相伯正在籌劃辦學事宜。他爽快地接收了這批學生，向天主教會租用徐家匯觀象台的舊屋作為校舍，並聘請了幾位法國籍神父任教。震旦學院成立後，馬相伯任監院（即院長），學校以「廣延通儒，培養譯才」為宗旨，學製為兩年，專業分為文學、質學（科學）兩類，沒過多久又發展為文學、致知（哲學）、象數（數學）、形性（理科）四大學科。梁啟超獲知此事後，欣然寫道：「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
辦學之初，馬相伯宣布了三個辦學信條：一、崇尚科學；二：注重文藝；三、不談教理的教學方針，這不管是對當時晚清舊學遺風濃厚的學堂，還是對宗教神學色彩強烈的教會學校來說，都是新鮮而進步的。出自震旦學院，後來成為國民黨元老的于右任則說：我國之有新式學校，業已三四十年，其含有國家民族之意識，致力於近代科學，而不受殖民地教育思想束縛者，實以震旦開其新紀元。
馬相伯
震旦學院在民國教育歷史上的顯赫地位，始終與強烈的政治愛國熱情血脈相連。這一點，由震旦學院培養的學生很多成為民國時期叱吒風雲的大人物便可以說明，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復、貝壽同、項微塵、馬君武等均為該校學生。
震旦學院崇尚科學的教學方針，嚴重觸怒了教會，為此很快被扼殺。這對馬相伯本人而言，無疑是一場理想和經濟上的雙重浩劫。教育強國的理想被現實擊毀粉碎，經濟上傾其所有之後竟淪落至全家生計都成了問題。但是，這次失敗並沒有動搖馬相伯對教育強國理想的追求。震旦學院解散了，但是，另一個脫胎於此母體之上的更偉大的生命誕生了。
民國學生
1905年，馬相伯在吳淞提督行轅舊址上創辦了「復旦公學」。馬相伯取「復旦公學」之名寄寓了極其複雜的情感：一方面，復旦公學的創辦是為了紀念被扼殺不久的震旦學院，以此寄寓脫胎震旦學院再續教育強國的理想——復旦者，恢復震旦學院之意也；另一方面，「復旦」一語本出自《尚書大傳·虞夏傳》里的《卿雲歌》，其原文是「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意思是日月光華照耀，輝煌而又輝煌。馬相伯以此命名仍是寄予「恢復我震旦，復興我中華」之雙重寓意。
復旦公學最初並不是大學，而是類似於官辦高等學堂。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吸取了震旦學院依附於教會而失去教育獨立精神的教訓，試圖通過社會捐資擺脫教會影響。為此，《復旦公學章程》開宗明義地承認「本公學由各省官紳倡捐」。但是，此後由於辦學經費緊張，官府捐助的支持力度逐漸佔據上風，這可以從學校捐助者與政界的關係上看出。
馬相伯與于右任
民國之初，復旦在上海的復校得到了民國政府的大力資助，1913年，復旦董事會名單上出現了孫中山、陳英士、于右任、王寵惠等民國政界名流的大名。復旦大學終於在民國初年完成了從社會捐助獨立辦學到政府國立大學的轉變，雖然這違背了馬相伯的純粹社會捐助獨立辦學的初衷，但是，復旦大學能夠在亂世之中一息尚存，政府的資助無疑居功至偉。而且，復旦大學並沒有因為民國政界的介入，就完全成為政府的附庸，從而喪失馬相伯始終堅持的革命獨立自主的大學精神。相反，馬相伯早期辦學倡導的獨立自由精神，奠定了民國時期復旦大學革命自由獨立精神的最終形成。
馬相伯紀念章
復旦公學成立之初，鑒於在教育界崇高的威望，馬相伯被推薦為復旦公學第一任校長。在馬相伯的主持下，學校聘請了一大批國內著名學者前來任教，嚴復、袁希濤、熊季廉等等著名專家雲集復旦公學。在教學理念上，馬相伯倡導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反對學生拘泥於古訓戒律，引導學生追求自由獨立的精神。他明確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學、兼容並收」的辦學方針，專門開辦了各種研究會和演講會，規定每個星期都召開演講會，擬定學術討論的題目，然後讓學生各抒己見、辯論演講，學生的學習熱情被大大激發，學術自由精神亦因而漸長。
民國學生
為了改變當時國內舊制學堂僵化專制而缺少獨立自由精神的現狀，馬相伯創造性地在復旦公學首創了「學生自治」的管理辦法，即除了他自己擔任校長職務以外，其他各種事情均由學生自己管理自己，全校除了校長和一個總幹事、會計固定職務外，其他所有管理人員均由學生自己民主選舉，輪流擔任。學生管理的內容小到食堂、後勤，大到學校行政管理，整個復旦公學成為學生自治的世界。學生積極參政的熱情被徹底釋放，民主意識隨之爆發，由此奠定了復旦大學成為「革命之學校」的基礎。這當然得益於馬相伯的民主獨立辦學理念。馬相伯曾言「須知民國之民，其自身貴自治，貴自立，貴自由。惟自治而後能自立，惟自立而後能享用七大自由權。」
民國學生
事實證明，馬相伯在復旦公學實驗的教育強國方針是成功的。復旦公學以原來震旦學院的學生為主體，又在社會上招收部分人員，從復旦公學創辦到民國元年，復旦公學一共培養了4屆高等正科畢業生，共57人，招生人數規模雖小，但有成就者眾多。其中，成為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科學家的人員就有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復、張大椿、曹惠群、李謙若、李兆濂、陳寅恪、竺可楨等。如此成就，堪與孔子弟子三干而賢者七十二人相媲美。
1917年，復旦公學正式升為復旦大學。從震旦學院到復旦公學，再到復旦大學，馬相伯幾乎以一己之力雙手托起民國時期國內這所最著名的大學，使其免遭覆滅之災，而其早期培養孕育的復旦學生自由獨立之精神，也從堅厚冰冷的封建專制土壤下破土而出，在民國的黑夜中恰如日月光華。
復旦大學
1912年，孫中山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已經73歲高齡的馬相伯被孫中山欽點為南京市長，後又代理江蘇都督兼內務司長，時人皆尊其為「國之大老」。1914年，他歷任政治會議、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等職。特殊的政治身份和執著的教育事業追求，給了這位老人展示雙重演奏政治教育交響曲絕技的機會。
中國長城
馬相伯生於戰亂，逝於戰亂，其間王朝更迭、政黨紛爭，他見證了晚清和民國時代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飽受屈辱的歷史，看到了太多不願意看見的民族災難，對於一個具有強烈愛國熱情的教育家而言，如此漫長的人生旅程無疑是一種精神上的煎熬，其內心之惶恐痛苦絕非同樣長壽卻貪圖兒女天倫之樂的鄉野村夫可比。在他百歲大壽之際，曾如此痛心地對前來探望的胡適說：「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其憂慮國家前途之迫切，足以痛徹骨髓。不過，我們現在可以告慰馬老，如今的中國已經從沉睡中漸漸醒來，變得精神抖擻，相信馬老泉下有知，也會感到欣慰。（彭忠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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