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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ly 23, 2023

Wednesday, May 10, 2023

火鍋文化：梳理火鍋的歷代發展，談談古人是如何吃「海底撈」的？

火鍋作為中國飲食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許多中國人心中無法割捨的滋味。對於現代人而言，每到冬日，火鍋都會成為餐桌上的主角，甚至對西南地區的一些地域而言，火鍋能伴隨他們一年四季，但火鍋並不是近現代才生出的產物，在中國古代，先人們早就用火鍋滿足過他們的口腹之慾了。火鍋在我國可以說由來已久了，由起源到發展，最後走向現代的逐步完善，火鍋也由原來的「天下大同」開始合奔南北，自立門戶，加之不同地區的風俗習慣，構築了我國豐富多元的火鍋文化，其實，從古至今，火鍋更像是一種載體，不僅翻滾著珍饈美味，也凝聚了中國獨有的火鍋文化。一、中國火鍋的歷史發展 1、火鍋的起源火鍋在我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晚期，根據南京出土的「四足雙層方陶鼎」顯示，當時的人們會使用一種叫做「陶鼎」的器具烹飪食物，這種器具分為上下兩層，上層煮食物，下層點火加熱，使得其中的食物被煮熟，這種烹飪形式可以說是現代火鍋的「老祖宗」，是火鍋的最原始狀態。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夏商周時代，則出現了青銅鼎，是一種相當大，相當笨重的爐子。根據出土的銅鼎顯示，許多鼎的底部都有著煙熏火燎的痕迹，符合火鍋的煮制手法。在當時，只要是進行「祭祀」或「慶典」活動，人們就會「擊鐘列鼎」，將牛，羊等牲畜類的肉倒入鼎中，然後生火，通過對於底部的加熱把食物煮熟，這種食品被稱為「羹」，此外，由於食物被投入鍋中，發出「咕咚咕咚」的聲音，因此這種烹飪形式又被稱為「古董羹」 2、火鍋在中國歷史上的發展但在夏商周以及之前的時期中出現的這類以鼎蒸煮食物的形式就能說是火鍋的起源，因為當時只是簡單地通過類似於火鍋的烹飪手法將食物煮熟，既無調料，也無更多的配菜，而且也只是當時上層人士才能消受得起的東西。然而這一情況到了漢時期得到了改善，此時，一名叫做王劉非的江都人發明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鴛鴦鍋，被當時的人稱為「分格鼎」，不僅如此，他還創造了一套叫做「染爐」的東西，這個「染爐」又是什麼東西？「染爐」其實是一套器具，分為「染器」與爐，染器中盛裝的就是我們口中常說的蘸料，須得用爐子加熱一番方可食用。至此，火鍋的各項基本特徵已經出現，可以稱為火鍋的雛形了。古代火鍋爐到了魏晉時期，古代火鍋的花樣更為繁多，其中最出名的當屬一種被當時的人稱為「五熟釜」的五宮格火鍋，根據《三國志·魏書》記載，「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不錯，曹丕把火鍋賞給了魏國大將鍾繇，在竊笑之餘也不得不感嘆古人屬實在吃火鍋的方面下了不少心思。在之後的唐宋元明清里，火鍋逐漸由上層社會「飛入尋常百姓家」，在民間智慧的帶動下，出現了「涮火鍋」的吃法，《山家清供》記載「山間只用薄批，酒醬椒料沃之，以風爐安座上，用水少半銚。侯湯響一杯後，各分一筋，令自筴入湯、擺熟、啖之，及隨宜各以汁供」可見這一時期不僅有新的火鍋形式出現，更是出現了「合餐」的形式。直到明清時期，火鍋才可謂是真正火了起來，鍋具形式就有環形鍋，中原鍋，雙環方形鍋，蛋萬魚圓火鍋，分隔圓鍋等，更有野味火鍋，涮兔火鍋，菊花火鍋，生肉火鍋，牛羊火鍋等數種在民間廣泛流傳的火鍋品類。二、古代火鍋的大事件古代人與火鍋之間也發生了許多有趣的事情，這些佚事也在民間被廣泛的流傳著。明時期，兒時的楊慎跟隨父親楊廷和，參與了弘治皇帝在御花園開設的酒席。席間就有涮羊肉火鍋，鍋底被火紅的木炭燒得微微泛了白灰，弘治皇帝見此情景，偶然說出一句詩，"炭黑火紅灰似雪"，要求眾臣對出下句，尷尬的是，群臣竟沒有一人能上前應答。然而此時，兒時的楊慎悄悄對父親說出他對的下句，"谷黃米白飯如霜"。說罷，楊廷和就將楊慎對出的下句告知皇上，登時皇上龍顏大悅，整個酒宴的尷尬氛圍一掃而空。千叟宴而古代火鍋界最為出名的時間恐怕當屬著名的「千叟宴」了。根據《清代檔案史料叢編》記載，在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十，乾隆皇帝在宮廷中舉辦了530桌火鍋，用了1500多個火鍋，慰勞了五千多位「退休老員工」，真可謂是中國火鍋之最，而在1796年，嘉慶皇帝登基時也大擺「千叟宴」，使用了1550個火鍋，其規模也是空前絕後，為後人津津樂道。三、火鍋的南北分化 1、南北火鍋的分界時間清末明初，生活在重慶長江一帶的船夫們時常用麻辣鮮香的湯底烹飪水貨，不僅物美價廉，還能作為冬季禦寒的一大利器，成為船家的經典美食，而後隨著船夫們的步伐，這種食品經歷了灘上，擔上的發展，最終在民國十年，重慶出現了千百年來的第一家毛肚火鍋店。隨著重慶火鍋的正式出現以及壯大，我國的整個火鍋布局分隔南北，南方火鍋以重慶火鍋，四川火鍋，潮汕火鍋為代表與以涮肉火鍋，肥牛火鍋，肥羊火鍋為首的北方火鍋開始以長江為界各自發展，這些火鍋各有千秋，各有不同，成為了當地乃至整個地區的美食代表。 2、古代南北火鍋的不同在南北火鍋還未真正分家以前，南北方人飲食習慣的不同就體現於火鍋中了，古代巴蜀地區，常年氣候潮濕，冬季陰冷且難擋寒氣，因此，南派火鍋中的重慶，四川火鍋就以辣獨大，而川地的辣又不是單純的辣，兼帶麻，鮮。而古代的兩廣一帶火鍋則多溫婉，湯的滋味多偏清淡，多魚料多蔬菜，少豬牛羊等，其中留以廣式打邊爐為代表。之前提到過，最早的火鍋形式就是起源於北方，北方人吃火鍋的歷史也至少達到了1900多年的歷史。與巴蜀地區的火鍋不同，北方火鍋偏愛涮牛羊肉蘸麻醬的吃法，底料也不像巴蜀火鍋那樣有著翻滾的紅油，而是以酸菜和薄薄的肥肉片為底料，口味也溫和得多。廣式打邊爐四、火鍋的文化內涵 1、儉而不簡，清淡中追求滋味從歷史上看，其實火鍋走進尋常百姓生活的一個重要原因應該是成本低廉，古時候的平民百姓在平日里是很難吃到那些精美食品的，所以一種既能滿足味蕾需要，又不會給生活帶去太多負擔的食物，就成為了百姓們所需求的，對火鍋而言，哪怕隨便往裡扔點食材就能產出一道美味，這在相當大程度上滿足了百姓對於「儉」的要求，但儘管如此，火鍋中的各種食材的匯聚又註定了它的「繁」，也許這就是中國古代人民的樂觀——在清淡中追求滋味，在貧困中追求滿足。 2、包容大度，和而不同包容大度，我覺得是火鍋文化中最直觀的一個體現，易中天先生也這樣評價火鍋，「不拒葷腥，不辨寒素，來者不拒」，所謂的包容大度，不僅體現在翻騰於一個鍋中數十種食材的和平共存以及本味的相互交融；在古代，吃火鍋的人們同樣會圍繞著這一口子大鍋，而「包容」的內涵則更體現在這群人中，當一雙雙筷子伸進鍋里，挑選自己心儀的的食物時，火鍋文化的「共食」也不折不扣地展現出來了，它沒有任何強制性，雖然每個人的喜好不盡相同，但卻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歡欣，這又是火鍋文化中以「包容」為大背景之下的「和而不同」。 3、以柔克剛，剛柔並濟的處理手法在中國古代烹飪手法還未成熟之前，火鍋相比起大火猛烤或者高溫油炸等其他烹煮食物的方式，處理食材的方式就顯得溫和得多，古人用中國傳統文化中認為最「柔」的水來處理所有鍋中食材，總能恰到好處，可以說這是古人「以柔克剛」的智慧在火鍋中的體現，但古人從來不會拘泥於一種方式，在很多時候，大火煮沸也是火鍋處理食材的經典方式，從這一角度看，又完全符合「剛健之美」，與吳越之地的小火慢煮不同，放眼火鍋雛形剛出現時，人們用的就是大鼎，大火，翻滾的湯汁也最容易激發起人們面對食物時最原始的渴望。 4、團圓熱暖，中國人家常餐桌上的主角易中天先生在談及火鍋的這一方面的文化內涵時說「作為飲食方式，火鍋可以多人合吃，也可以一人獨食。然而，獨食者又何其寥寥……不僅是吃食物，更是吃人情、吃血緣。不過只有當共食的食物尚留在體內時，才會真正有血緣相同的效應。」的確，火鍋作為中國人家常餐桌上的主角，從古代開始，不僅出現久別友人的「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里，也時常出現於家人團圓的宴席中，不僅如此，吃火鍋的過程中，鍋底的火苗也始終貫穿這個過程，它以最原始的方式給中國人的餐桌上帶去溫暖，那種推杯換盞，觥籌交錯，人情冷暖的相互傾訴，也總會在火鍋升騰的氤氳中變得愈發濃厚。五、總結總而言之，火鍋伴隨著中國歷史的發展而發展，從原先笨重的鼎逐漸演變成了現在各式各樣的鍋具，其間也由於各地人民口味需求不同而逐漸分南北，隔東西，不僅使得火鍋中所蘊含的傳統文化內涵得以豐富，同時，也進一步使得中國的火鍋文化得到發展。參考文獻： 1、《三國志·魏書·鍾繇傳》 2、《山家清供》 3、《清代檔案史料叢編》 4、《趣談古代的火鍋「溫鼎」》 5、《重慶火鍋與成都火鍋趣談》 6、易中天《火鍋的文化寓意》

四川人偉大的發明——交子。紙幣發明都是淚！不得不佩服祖先

交子是我國北宋時期發行的一種紙幣，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的出現是我國貨幣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我過商品經濟發展重要表現。宋朝時期我國的經濟中心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可是交子卻並沒有出現在經濟最繁榮的江浙地區，而是出現在了相對閉塞的四川地區。這是為什麼呢？宋朝時期的交子繁榮的宋朝商品經濟宋朝時期從整體上看，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空前繁榮時期，商品經濟快速發展。由於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戰亂頻繁，南方地區相對安定。我國經濟中心從黃河流域逐漸南移到長江中下游地區。唐朝中後期創立的兩稅法在宋朝時期也全面實施，農民能夠自由分配納稅後收穫。也大大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據庄綽《雞肋編》記載在太湖洞庭山區「然地方共幾百里,多種柑橘桑麻,糊口之物,盡仰商販」的現象。同時在宋朝取消了對「市」的限定，大大拓展了貿易地區。城市工商業與手工業飛速發展，數量、種類、規模都有巨大進步。在張擇端畫作《清明上河圖》、周邦彥賦《汴都賦》都生動形象的描繪了北宋國度汴京的繁榮景象。周邦彥在《汁都賦》更是羅列了汴京彙集「有安邑之棗江睫之橘,陳夏之潦齊魯之席,薑桂莫谷絲帛布縷貽盞鰍鮑,釀鹽磕鼓或居肆以鼓爐豪,或鼓刀以屠掏鼠又有黔間之坷王千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槳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況秒棲陸異域所至珠形廿狀,目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彈記。」等數十種商品。商品經濟的繁榮伴隨的是貨幣的流通增多，貨幣需求加大。與之相伴是另一個現象——錢荒。商品經濟大發展，貨幣需求量增多，錢荒日益加劇。這一現象在使用鐵錢作為通用貨幣的地區更為明顯。清明上河圖中貿易人群北宋時期日趨嚴重的錢荒錢荒是指在市場上流通的錢幣數量小於實際需要數量而出現的錢幣現象。錢荒從唐朝中級就已經開始出現，到了宋朝時期尤為嚴重。這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有莫大關係，也與宋朝的政策有很大關聯。北宋錢荒主要原因不是錢幣總數量少，而是市場流通錢幣數量不足，貨幣大量囤積在府庫，不在市場流通。造成這一現象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第一、三冗問題與兩稅法導致貨幣不流通宋朝除了經濟文化繁榮職位另一個出名的題就是三冗問題。冗官問題是由於宋朝的政治制度和科舉制度的改革，造成宋朝官僚機構空前龐大。曾鞏就曾對此做過統計「景德官一萬餘員,皇枯二萬餘員,治平並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冗員問題則是因為宋朝的兵役制度——募兵制。宋朝主要作戰軍隊禁軍的全部供給是中央直接供給。禁軍駐兵各地並不斷調防。再加上各地的廂軍、民兵費用，導致了數量龐大的軍費，這些軍費都是由中央財政負擔。宋朝自建國到宋朝滅亡，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一直處於戰爭狀態，軍費開支桐鄉不容小視。冗官、冗員也是造成宋朝的冗費現象直接原因。龐大的冗費宋朝只能通過稅收解決。兩稅法的推行使國家稅收從實物稅向貨幣稅國度。宋朝的各種稅收逐漸以貨幣稅為主。汪聖鐸《宋代貨幣史》考證：北宋前期宋神宗即位以前每年財政收支的銅、鐵錢金、銀不計在內共約2000萬——4000萬貫,北宋神宗時期,財政收支中的貨幣比重增加,每年財政收支中的銅、鐵錢增為約6000萬貫。南宋時期銅鐵錢貶值、紙幣因數量激增而嚴重貶值,稅收征錢比例加大,這都導致財政收支數額增加。宋代每年的財政收支貨幣都有數千萬貫,有時甚至上億貫。這些錢收歸到政府以後是不參與市場流通，歸入府庫作為政府各項開支使用。於是蘇轍在《栗城集》卷三十八寫到「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稅雜利而己。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問官錢,搜索殆盡。」蘇轍作為宋朝人，他的記載應該是當時的社會現象，「貫朽而不可較,民問官錢,搜索殆盡」寫出了錢荒的一個最大原因——錢幣不流通。大量錢幣囤積在官府府庫，市場上流通錢幣稀缺，錢荒嚴重。數據飆升的宋朝軍隊第二、民間融錢鑄器造成的貨幣數量減少錢荒出現之後宋朝的解決方法選用的是增大鑄幣量的方式來緩解錢荒。《宋代貨幣史》考證宋神宗時期,鑄造量己經達到萬貫,根據各年鑄造銅錢數來計算，從北宋立國到元豐末年截止，總鑄造銅錢當在一億四五千萬貫。這樣打大的鑄幣量導致銅幣的價值小於銅本身價值。民間出現銷熔銅錢，鑄造銅器獲利。張方平在《張方平集》記載「銷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獲利五倍」而且這種現象越來越嚴重到了宋朝後期「「江浙之民,巧偽有素,銷毀錢寶,習以成風」。這種現象也顯示出當時貨幣價值不是市場決定，而是官府為了需要隨意發行錢幣。官府大量發行貨幣流向市場，隨後長久進入府庫不再流通。這就造成市場貨幣不斷貶值，就更加加劇了錢荒！宋朝銅錢第三、價值不對等造成的貨幣外流宋朝對外貿易非常繁榮，同時由於國內貨幣嚴重貶值，國內外銅錢價值不對等。出現了銅幣大量外流。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銅錢中省狀》記載「每是一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以是為常也」國內外是十倍的價值差，讓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海上貿易中出現了大量銅錢外流。據記載在宋理宗年間的一次海上貿易中，購買外國貨物消耗錢幣10萬貫。而這些錢就像劉晉之所說「巨家停積,猶可以發泄,銅器王銷,猶可以止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而在我國少數民族政權遼國、西夏國、金國通用貨幣是宋朝的銅幣！這些都說明了宋朝的貨幣外流現象。這三個因素造成了宋朝嚴重的錢荒問題，為了應對錢荒宋朝統治者可謂是昏招頻出。宋朝控制錢荒的方法宋朝控制錢荒的方式很簡單也很粗暴，錢少就發行錢幣。發行錢幣上文已經說過，宋神宗年間，宋朝官府每年發行銅幣量達到500萬貫。後因為鑄造銅幣代價太高，開始鑄造大額銅幣和加錫銅幣、鐵錢。隨後民間出現小額銅幣熔鑄大額銅幣和嚴重貨幣貶值現象。發行鐵錢也是當時緩解錢荒的一個重要手段。可是鐵錢價值相對於較低，使用不便。這促進了紙幣的出現，也就是我們說的交子！北宋鐵錢鐵幣專行區四川宋初，宋政府廢鐵錢而立銅錢，尤其是在銅資源相對充裕的浙杭江南一帶，鐵錢完全禁止使用。可是隨著宋朝錢荒加劇和防止銅幣外流，宋朝政府開始在四川、陝西、河東、兩淮等地使用鐵錢，但陝西、河東、兩淮等地都是鐵幣、銅幣並行。無論是鑄造種類、使用量、鑄造技術四川都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做為鐵幣專行區四川只能使用鐵幣，而且四川從宋朝建立開始就是禁止使用銅錢。造成這一現象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1、歷史因素四川地區早在漢朝就有使用鐵幣的歷史，據《華陽國志·公孫述傳》記載在公元25年，公孫述建立「成家國」，並在公元30年「置鐵錢官，廢銅錢鑄鐵錢」，並且立鐵錢為「鐵官錢」。從此四川地區開始使用鐵錢。到五代十國時期的後蜀，鐵錢的使用量已經大於銅錢的使用量，據《蜀中廣記》《方物·錢》卷六七：「孟氏廣政間，增鑄鐵錢於外郡，邊界參用。每錢千分，四百為銅，六百為鐵。逮至廣政末年，流入成都，率銅錢十分雜鐵錢一分。大盈庫往往與銅錢相混莫辨，蓋鑄工精也」等到後蜀滅亡，宋在四川地區徹底廢除銅幣使用鐵幣。 2、政治文化因素從西漢末年到後蜀時期，蜀地一直沒有間斷鐵錢的使用。並且在不斷的使用過程中制度逐漸完善，人民逐漸認可鐵錢。鐵錢逐漸成為蜀地使用的日常貨幣，再加上宋朝統一之後，為了防止銅錢流入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在四川地區施行的鐵幣專行區政策督導。使四川地區逐漸認可鐵錢，在日常使用、商品貿易中逐漸習慣鐵錢的使用。四川地理位置發達的四川商品經濟四川地區從漢朝開始就有天府之國的稱呼，經濟發展一直領先於南方其他地區。五代十國時期，後蜀因為遠離中原，免於戰火洗禮。經濟持續發展，到了宋朝中期，四川地區成為全國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到宋中期，人口在10萬人以上的城市就有46處之多。在經濟作物方面，四川供應了全國近三分之一的軍糧；茶葉產量佔全國的50%；人口在太宗太平興國時期佔全國總人口的17%。熙寧十年四川地區的商稅佔到全國稅收的14%。可見四川商品經濟的發達。與此同時展現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鐵錢價值低，攜帶困難。據記載四川地區所鑄鐵錢一貫就重達二十五斤八兩。當時買一匹羅需要重約130斤的鐵錢，一頭牛要200斤左右的鐵錢。什麼概念呢？你一個人出去賣牛，賣了牛之後錢你一個人帶不走！這給四川地區商品經濟發展帶來很大的苦難。也為交子的產生奠定了一個條件。河北地區出圖的鐵錢私交子的發行鐵錢限制四川商品經濟發展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交通運輸。一次大宗交易所要使用的鐵錢需要使用車來攜帶。而四川盆地屬於丘陵地形，給運輸產生很大困難。為了解決運輸攜帶的困難。為了解決鐵錢運輸困難的問題，四川地區的「益州豪民十餘萬戶連保作交子」這些富商聯合起來，組成了一個類似商戶聯盟的組織，發行了四川地區，也是世界上第一批交子。他們約定，每年到商品交易的季節，大家一起商量一下今年的交子怎麼印，用什麼顏色、印什麼，然後選出十六商戶作為交子戶，發行交子。有點類似現在的貨幣發行銀行，而且他們也約定了交子戶：如將交子要取見錢‚每貫割落三十文為利。隨後的商品交易只需使用交子作為貨幣進行交易，等到貿易季節結束之後，各商家再拿著交子到交子戶進行承兌、補交差額。因為這些交子是四川地區民間商戶聯盟發行，因此也被成為私交子。交子印刷版官交子的發行私交子剛剛發行的幾年很好的解決了四川地區鐵錢交易帶來的不便。可是隨著交子使用，交子的弊端開始展現。第一、偽造問題，由於交子是民間商戶印製，印刷之時雖然有自己的獨特的團、戶號、顏色等防偽技術。但是印刷技術領先有限，很快就出現偽造交子現象。這些偽造的交子給交子戶造成了很大損失。讓交子的承兌出現麻煩。第二、交子貶值，由於偽造問題導致交子承兌出現困難。再加上交子在發行時候並沒有具體額度，商家也沒有上交「準備金」，只需要在自己需要時候填寫即可。於是出現部門商家再虧損之後無法將自家填寫的交子相對應貨幣上交交子戶。交子戶逐漸無法滿足交子承兌，而交子戶為了緩解自家困難，加大交子發行量。於是交子出現承兌困難和貶值現象。由於出現「人戶眾來要錢‚聚頭取索印‚關閉門戶不出‚以至聚眾爭鬧‚官為差官攔約‚每一貫多隻得七八百‚侵欺貧民。」現象，私交子逐漸陷入混亂，十六家交子戶走向衰落。為了規範交子使用，再加上在交子兌現的時候，每貫有30文的利潤，宋政府將交子收歸官方發行。李牧《宋朝事實》卷十五財用「知府事諫議大夫寇鹼奏「臣到任‚誘勸交子戶王昌鼓等‚令收閉交子鋪‚……奉聖旨‚令轉運使張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奪……自來交子之法久為民便‚今街市並無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歸於官中」自此交子的發行許可權又民間轉移到宋朝政府。宋朝政府發行的交子稱為官交子。宋朝發行交子時為了解決私交子出現的問題，宋朝對交子發行做了一系列完善。例如：規定每年發行數量、商戶需要上交準備金才能領取使用交子、發行交子面額時固定面額、交子必須在規定時間內承兌、全新防偽標識、適用地區等等。北宋的交子和南宋的會子後記四川地區的官交子發行成功之後，宋朝開始在其他地區推行紙幣，甚至在金朝也出現了類似的紙幣，隨後出現的會子、關子都是交子發展的產物。但是由於在後期管理中和時代發展的局限，其他地區的紙幣很快被社會淘汰。四川地區官交子使用時間最長的紙幣，據記載四川地區官交子使用時間長達八十年，沒有出現嚴重貶值現象。在其後發行的會子、關子等紙幣的使用壽命都遠遠短於交子。這也從客觀上反映出交子出現早四川地區的確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是勞動人民智慧結晶的產物。到南宋末年金屬貨幣白銀大量流入，我國的錢荒問題得到解決。在明朝時期，交子、會子等紙幣退出歷史舞台。

東野極簡電報，部隊無所適從：到底攻錦州哪個機場？

作者：德衡術聲明：兵說原創，抄襲必究作戰和打架相比，有一個明顯的區別，那就是作戰需要指揮，而打架不需要。也正因為作戰需要指揮，所以打仗就少不了一個重要環節：指揮員下達命令。無論古今，還是中外，所有戰爭都有賴於順暢的軍令傳達冷兵器時代，由於作戰區域不大，所以傳達命令的方式可以用嗓子喊，指揮員在戰場上一聲大吼，帶著士兵一起沖，喊撤則一起撤。然後隨著戰爭形態的發展，參戰人數增多、戰場擴大，以及戰場指揮更加精細，指揮員發現自己光憑嗓子喊，已不能讓所有參戰人員聽見，也難以準確表達意思，於是就出現了狼煙、戰鼓、旗語、號角等等傳達命令的方式。在《封神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等有關古代戰爭題材的小說中，就有不少這些傳達命令方式的詳細記載。古代戰場，將領揮刀喊殺曹劌論戰中的典故：一鼓作氣當代海軍仍保留旗語這種傳遞信息的方式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國家出現了。廣大的疆域讓作戰命令難以直接傳達，比如有時候君王、將領要指揮千里之外的軍隊，怎麼可能用嗓門喊？於是開始設立驛卒和傳令兵。著名的競技項目馬拉松，就起源於公元前490年發生的希波戰爭，雅典統帥米勒狄讓一個名叫裴里庇第斯的傳令兵跑了400200米，終於將戰爭勝利的消息傳回。奔跑中的裴里庇第斯可是，人類與自然界里其他動物相比，並不善於奔跑，那個傳令的裴里庇第斯也是在完成任務後力竭而亡。所以，在電報、電話、網路還沒發明之前，人們採用過很多方式來代替人力跑步去傳達命令。常見的有馬，大家經常在影視作品中看到「八百里加急」的情報，總是伴有一幅傳令兵騎馬疾跑的畫面。還有鴿子，因為可以無視地形而且能記住回家的路，所以就有了「飛鴿傳書」。除了這兩種常用的辦法，晉朝的陸機還用狗傳過信，隋初大將史萬歲還用水流傳過信。不過這兩種方法因為實現條件比較苛刻，偶然因素太多，所以不可能廣泛推廣和運用。八百里加急電報出現後，因為傳遞信息快、傳輸距離遠，很快就在戰場上得到廣泛應用。如果不算一些小的戰爭，1838年發明的電報最早是在1861年的美國南北戰爭中被用於傳達命令的。不過，電報與現代網路相比，有一個極大的局限性，那就是電報的編碼與解碼是純手工的，完成這兩個環節非常耗時耗力。為了節約編碼與解碼的時間，參謀人員在撰寫電報時力求簡明扼要，能一個字表達絕對不用兩個字，所以我們現在看前人的電報，會經常看見「抵滬」「要情」這樣的縮語，讀來甚至有古文的味道。電報極為精簡，不過現在的人們幾乎不用了但是如果參謀撰寫電報時，為了圖簡潔，把一些重要的信息省略掉了，可能就會讓下級一頭霧水，甚至是理解錯命令。解放戰爭中，東北野戰軍在攻打錦州之前，就曾經因為一封電報出現了一段小插曲。《攻克錦州》油畫 1948年9月12日，遼瀋戰役打響，東北野戰軍按照總指揮的指示，兵鋒先指向了東北門戶錦州，並確定了攻錦打援的作戰方案。當時受命圍攻錦州的主力是東北野戰軍的3、4、7、8、9、11這6個縱隊和炮兵縱隊。遼瀋戰役示意圖進攻錦州前，參戰各縱隊先要清除錦州外圍之敵。當時8縱的司令是段蘇權，他負責統一指揮3縱、7縱、8縱殲滅葛文碑、大薛屯之敵。從9月21日到24日，段蘇權指揮3個縱隊的兵力僅僅用了3天就完成了這一任務。在大軍調整休息，認真準備錦州之戰時，9月26日凌晨3時，東北野戰軍司令部的一封電報傳到了8縱，要8縱迅速佔領錦州外圍機場。段蘇權，遼瀋戰役時任8縱司令，1955年授少將銜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連續3天的鏖戰，讓8縱的參謀人員有所鬆懈，這封3時傳來的急電，居然到了早上7時才送到段蘇權司令手中，段蘇權立刻召開會議研究作戰部署。屋漏偏逢連夜雨，本來就被參謀耽誤時間的急令，居然在作戰研究時又出了爭議。因為錦州外圍有兩個機場，一個離8縱比較近，是廢棄的全屯機場，一個離7縱、9縱比較近，是正在使用的西機場。縱隊指揮員圍繞東總到底是想讓8縱打哪個機場各抒己見，有人說要打肯定是打正在使用的西機場，廢棄的機場打了也沒用；有人說如果打西機場，東總肯定會安排給7縱、9縱，不可能捨近求遠找8縱，結果吵了1個小時也沒有結果。就在8點的時候，東野參謀長劉亞樓打電話給8縱詢問是否已經佔領機場，8縱立即反問劉亞樓是攻佔哪個機場，劉亞樓聽後生氣的直接把電話給掛了。後來，這個奪占機場的任務是由9縱和炮縱在9月29日完成的。在打下機場後，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將事情經過和最後的戰果報給了總指揮部。主席先是對殲敵2萬、毀機5架的戰果予以肯定，致電林總要傳令嘉獎。而後對8、9縱延遲了2天才奪佔西機場，導致蔣軍49軍空運了2個師到錦州，使錦州的敵軍從6個師增加到8個師進行了批評。主席在電報中寫道：「大軍作戰，軍令應加嚴，八、九兩縱耽誤兩天封鎖機場，應予批評。」錦州之戰的東野炮縱回頭再說搶佔機場一事，東野司令部在下達命令時，確實有一定的失誤，擬制電文的參謀為精簡電文，發了一封有歧義的電報。如果他能在電文中明確一下機場正在使用或者搶佔的就是錦州西機場，那麼就不會有後續8縱長時間貽誤戰機之過。劉亞樓，東野參謀長，1955年授上將銜但是，8縱指揮員和參謀在處理這件事情上，確實也有很大的問題。首先大戰在即，上級的一封急電，參謀居然拖延4個小時才給縱隊司令看。其次，8縱指揮員對電報有歧義，寧可花費時間爭論1個小時，也不安排人聯繫東野司令部詢問。最後，就是8縱在知道要打西機場後沒有馬上執行命令落實指示。不管是因為什麼原因，東野司令部最後還是讓9縱來完成了這一任務。

復旦馬相伯：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堂堂泱泱中華，竟然成了仰列強鼻息以苟活的待宰羔羊，國家命運到了如此危急時刻，這自然讓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國家精英開始思考，到底以什麼樣的方式來拯救這個岌岌可危的國家。於是，軍事救國、實業救國、文化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等理念紛紛出爐，也迎來了大批實踐者。馬相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林則徐馬相伯（1840-1939），耶穌會神學博士，教育家，復旦大學創始人。1840年4月18日，馬相伯出生在江蘇丹徒，5歲入私墊接受儒家經典教育，深厚的儒家傳統文化對其影響甚深。由於家庭成員信奉天主教，馬相伯又對宗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整個青年時代，馬相伯深受晚清舊學與西洋宗教神學的雙重影響，前者為其從事教育事業打下了堅實的經學基礎，後者則給了他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當親眼目睹了軟弱的清政府屢遭西方列強欺凌的不堪情狀，親歷了弱國無外交的尷尬卑屈之後，他逐步產生了「教育強國」的思想。但是，當時他的教育強國思想在昏庸的清政府執政者面前，不過是一個老年人的夢囈罷了。馬相伯政府的腐敗更加堅定了馬相伯以教育救國的決心。他毅然把祖上遺留的松江、青浦3000畝田地，以及全家積蓄下來的房產變賣，一共籌集到了50萬元，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立下「捐獻家產興學字據」。後來，他以此基金為基礎，創辦了震旦學院。生活於亂世之中的馬相伯，對於這次毀家興學的記憶是刻骨銘心的。這可以通過他在1937年，也就是他的生命即將走到終點之時，還深情地撰文回憶這次在世人看來癲狂的行為，窺見其內心對教育強國之夢的執著與忠誠：慨自清廷外交失敗，國人不知公法，又不知製造，故創設震旦以救之。…以故曾將家產三千畝捐為震旦基本，又於建築時曾捐現洋四萬元。時地基價一畝約四百元。又英法兩租界地八處，當時價值十餘萬。復旦大學這就是著名的震旦學院的由來。「震旦」本是梵文里對古代中國的稱呼，含有「東方旦明」之意。馬相伯取此校名實為以教育拯救中華之寓意，這對於當時已經進入花甲之年的馬相伯而言，可謂是用心良苦。 1902年11月的一天，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文科教習郭鎮瀛因五班教室內的一隻空墨水瓶，遷怒於學生。後幾經波折，校方竟宣布開除五班全體學生。此事引起軒然大波，200餘名學生和總教習蔡元培憤然離校，這便是轟動一時的「墨水瓶事件」。該事件與日後馬相伯創辦震旦學院，實現「啟發民智，教育救國」的理想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從南洋公學退學的大部分學生在中國教育會的幫助下組成了愛國學社，另有20多名學生在蔡元培的引薦下向馬相伯求助。民國學生是時，適逢馬相伯正在籌劃辦學事宜。他爽快地接收了這批學生，向天主教會租用徐家匯觀象台的舊屋作為校舍，並聘請了幾位法國籍神父任教。震旦學院成立後，馬相伯任監院（即院長），學校以「廣延通儒，培養譯才」為宗旨，學製為兩年，專業分為文學、質學（科學）兩類，沒過多久又發展為文學、致知（哲學）、象數（數學）、形性（理科）四大學科。梁啟超獲知此事後，欣然寫道：「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辦學之初，馬相伯宣布了三個辦學信條：一、崇尚科學；二：注重文藝；三、不談教理的教學方針，這不管是對當時晚清舊學遺風濃厚的學堂，還是對宗教神學色彩強烈的教會學校來說，都是新鮮而進步的。出自震旦學院，後來成為國民黨元老的于右任則說：我國之有新式學校，業已三四十年，其含有國家民族之意識，致力於近代科學，而不受殖民地教育思想束縛者，實以震旦開其新紀元。馬相伯震旦學院在民國教育歷史上的顯赫地位，始終與強烈的政治愛國熱情血脈相連。這一點，由震旦學院培養的學生很多成為民國時期叱吒風雲的大人物便可以說明，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復、貝壽同、項微塵、馬君武等均為該校學生。震旦學院崇尚科學的教學方針，嚴重觸怒了教會，為此很快被扼殺。這對馬相伯本人而言，無疑是一場理想和經濟上的雙重浩劫。教育強國的理想被現實擊毀粉碎，經濟上傾其所有之後竟淪落至全家生計都成了問題。但是，這次失敗並沒有動搖馬相伯對教育強國理想的追求。震旦學院解散了，但是，另一個脫胎於此母體之上的更偉大的生命誕生了。民國學生 1905年，馬相伯在吳淞提督行轅舊址上創辦了「復旦公學」。馬相伯取「復旦公學」之名寄寓了極其複雜的情感：一方面，復旦公學的創辦是為了紀念被扼殺不久的震旦學院，以此寄寓脫胎震旦學院再續教育強國的理想——復旦者，恢復震旦學院之意也；另一方面，「復旦」一語本出自《尚書大傳·虞夏傳》里的《卿雲歌》，其原文是「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意思是日月光華照耀，輝煌而又輝煌。馬相伯以此命名仍是寄予「恢復我震旦，復興我中華」之雙重寓意。復旦公學最初並不是大學，而是類似於官辦高等學堂。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吸取了震旦學院依附於教會而失去教育獨立精神的教訓，試圖通過社會捐資擺脫教會影響。為此，《復旦公學章程》開宗明義地承認「本公學由各省官紳倡捐」。但是，此後由於辦學經費緊張，官府捐助的支持力度逐漸佔據上風，這可以從學校捐助者與政界的關係上看出。馬相伯與于右任民國之初，復旦在上海的復校得到了民國政府的大力資助，1913年，復旦董事會名單上出現了孫中山、陳英士、于右任、王寵惠等民國政界名流的大名。復旦大學終於在民國初年完成了從社會捐助獨立辦學到政府國立大學的轉變，雖然這違背了馬相伯的純粹社會捐助獨立辦學的初衷，但是，復旦大學能夠在亂世之中一息尚存，政府的資助無疑居功至偉。而且，復旦大學並沒有因為民國政界的介入，就完全成為政府的附庸，從而喪失馬相伯始終堅持的革命獨立自主的大學精神。相反，馬相伯早期辦學倡導的獨立自由精神，奠定了民國時期復旦大學革命自由獨立精神的最終形成。馬相伯紀念章復旦公學成立之初，鑒於在教育界崇高的威望，馬相伯被推薦為復旦公學第一任校長。在馬相伯的主持下，學校聘請了一大批國內著名學者前來任教，嚴復、袁希濤、熊季廉等等著名專家雲集復旦公學。在教學理念上，馬相伯倡導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反對學生拘泥於古訓戒律，引導學生追求自由獨立的精神。他明確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學、兼容並收」的辦學方針，專門開辦了各種研究會和演講會，規定每個星期都召開演講會，擬定學術討論的題目，然後讓學生各抒己見、辯論演講，學生的學習熱情被大大激發，學術自由精神亦因而漸長。民國學生為了改變當時國內舊制學堂僵化專制而缺少獨立自由精神的現狀，馬相伯創造性地在復旦公學首創了「學生自治」的管理辦法，即除了他自己擔任校長職務以外，其他各種事情均由學生自己管理自己，全校除了校長和一個總幹事、會計固定職務外，其他所有管理人員均由學生自己民主選舉，輪流擔任。學生管理的內容小到食堂、後勤，大到學校行政管理，整個復旦公學成為學生自治的世界。學生積極參政的熱情被徹底釋放，民主意識隨之爆發，由此奠定了復旦大學成為「革命之學校」的基礎。這當然得益於馬相伯的民主獨立辦學理念。馬相伯曾言「須知民國之民，其自身貴自治，貴自立，貴自由。惟自治而後能自立，惟自立而後能享用七大自由權。」民國學生事實證明，馬相伯在復旦公學實驗的教育強國方針是成功的。復旦公學以原來震旦學院的學生為主體，又在社會上招收部分人員，從復旦公學創辦到民國元年，復旦公學一共培養了4屆高等正科畢業生，共57人，招生人數規模雖小，但有成就者眾多。其中，成為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科學家的人員就有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復、張大椿、曹惠群、李謙若、李兆濂、陳寅恪、竺可楨等。如此成就，堪與孔子弟子三干而賢者七十二人相媲美。　　1917年，復旦公學正式升為復旦大學。從震旦學院到復旦公學，再到復旦大學，馬相伯幾乎以一己之力雙手托起民國時期國內這所最著名的大學，使其免遭覆滅之災，而其早期培養孕育的復旦學生自由獨立之精神，也從堅厚冰冷的封建專制土壤下破土而出，在民國的黑夜中恰如日月光華。復旦大學 1912年，孫中山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已經73歲高齡的馬相伯被孫中山欽點為南京市長，後又代理江蘇都督兼內務司長，時人皆尊其為「國之大老」。1914年，他歷任政治會議、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等職。特殊的政治身份和執著的教育事業追求，給了這位老人展示雙重演奏政治教育交響曲絕技的機會。中國長城馬相伯生於戰亂，逝於戰亂，其間王朝更迭、政黨紛爭，他見證了晚清和民國時代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飽受屈辱的歷史，看到了太多不願意看見的民族災難，對於一個具有強烈愛國熱情的教育家而言，如此漫長的人生旅程無疑是一種精神上的煎熬，其內心之惶恐痛苦絕非同樣長壽卻貪圖兒女天倫之樂的鄉野村夫可比。在他百歲大壽之際，曾如此痛心地對前來探望的胡適說：「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其憂慮國家前途之迫切，足以痛徹骨髓。不過，我們現在可以告慰馬老，如今的中國已經從沉睡中漸漸醒來，變得精神抖擻，相信馬老泉下有知，也會感到欣慰。（彭忠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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